成小路脸上一丝不自然，很快便消失不见。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外间的秘书告诉他：“组织部姚科长在里面。”
成小路推开里面办公室的门，一股呛人的烟草味从里面冒了出来，看来里面的人呆了有一大会了。
屋里有个青年人正架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面前茶几上放着一部砖头大小的大哥大。
大哥大当时基本上是企业老板才有，党政干部多数没有那个消费能力，少数有消费能力的也不想过于突出，很少随身携带。
青年人见他进来后埋怨道：“成叔你也太给他面子了，汇报工作用了这么长时间。”
成小路用手在鼻子前搧着风减少烟味的刺激，“飞熊，你们这些年轻人放着好好的‘前门’、‘大重九’不抽，为什么喜欢抽呛死人不偿命的外烟？”
飞熊是姚文浩的儿子姚飞熊，在县委组织部当干部科长，其实只顶着个名，很少到组织部去坐班，整天在外面吃喝玩乐，再就是利用其父的职权影响，做不花钱的投机生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物资短缺，几乎所有日用消费品都短缺。大到冰箱、电视、自行车、手表、挂钟，小到肥皂、洗衣粉、糖、瓷盆等，有钱也买不到。
只有少数手中掌握某种特权的人才能买到，这些人自己用不了的可以到市场上卖高价。比如一辆当时国内的“凤凰”、“永久”自行车正常渠道价格每辆一百七十元左右，市场上卖到二百八十到三百元。
因为当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再一个特点就是价格“双轨”制。同一种物品，有计划内价格和计划外即市场价格，两个价格都合法。
按照政策规定，计划内物资必须用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生产、生活领域，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很难把握，你手中有权，是不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你说了算。
比如木材，计划内价格每方三、四百元，而计划外价格一千多元还很难买到。
这种特殊时期崔生了一部分靠倒卖紧缺物资、计划内物资发财的“官倒”。
姚飞熊做的就是这种生意。
姚飞熊“乓”地一声打着了手里的进口防风打火机，把手里正在冒着烟的香烟往前成小路面前一晃，“成叔，你和我爸都是老土，抽这种外烟才有劲。国产烟就像咱中国的男人上了床，没劲。”
成小路听惯了他这一类的话，笑骂道：“你小子，他娘的损人连自己也损着，你不是中国男人？”
坐下后，他一本正经地说道“飞熊，你说说你那个小舅子，往后要他收敛着些，话不要说得太大。什么南洪的天下是他姐夫家的，周书记对这句话很生气。”
姚飞熊把手里的烟在烟灰缸里按灭，眼神变得凛冽无比，“姓周的小子不识抬举？他还没尝到苦头，什么时候像姓涂的那样尝到苦头了就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