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宣讲律法、道德之外，公开各人的善恶实迹，并分别记录在劝善薄和纠恶薄之内。
同约成员凡有危险疑难之处，皆须由约正及其同约成员一同帮助解决，不能坐视不管，否则罪坐约正等人。
另外有斗殴等民事纠纷，也要由约正出面调解。
不遵守约正裁决并且屡教不改者，约正率领同约成员报告官府处置。
大明的乡村自治，是不是很完美？
其实这并非是云逍的首创，前人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并做出过很多尝试。
乡约制度起源于宋朝。
万历年间，吕坤撰写了《乡甲约》一书，将乡约和保甲纳入了同一个组织综合治理。
王守仁的《南赣乡约》，刘宗周的《乡保事宜》，都是关于乡约制度的。
只可惜这些乡约制度只在少数州县实行，没能在全国予以推广。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大明的政治环境，绝非是后来螨清污蔑的那样暗无天日。
大明到中后期，基层的政治其实十分开明。
嘉靖年间的泰州学派弟子、一代大侠何心隐，主张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
何心隐认为大明已经烂透了，决定自己搞一个，于是在家乡成立了一个叫聚合堂的自治机构。
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
不只是简单的住在一起，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
（后来何心隐因为公然武力抗税，加上闹得太出圈，被张居正当做白。莲教给杀了。）
由聚合堂能想到什么？
连这都能在大明出现，可见大明的政治生态。
也正是有这样的政治土壤，才会出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样的思想家。
如果不是螨清入关，假以时日，大明的乡村会普遍实行‘民治’（真正意义上的民治，不是宗族管理的那一套）。
后来螨清倒是推行了乡约制度。
只不过是阉割版的，主要用于宣讲圣谕，愚弄百姓，与‘民治’、‘众治’没有一毛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