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以强军镇压四方，究其实质，强军来源于财力。没有钱财的支撑，再怎么样的强军也只是样子货。便如后世某毛民之国，怒而兴师数十万攻袭另一毛民之国，结果一战未成，随即暴露了内里的虚弱，不免沦为笑柄。
大周自然是很有钱的。郭宁在割据山东的时候，就依靠海上贸易发财。这几年里，大周各地都有铁厂、碳厂、纺织场拔地而起，制陶瓷的名窑也规模不断扩大，更不消说北方畜牧业带来的滚滚财源。
财源滚滚对于控制中原和北方的巨大政权来说，自然是好处。问题在于，富裕并不一定带来稳定，甚至偶尔在新生的王朝内部引发不稳定。
大量人口脱离土地，转移到工商业以后，首当其冲的结果，便是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大周的核心疆域，前些年大都遭受过蒙古军烧杀掳掠。以蒙古军的残暴，所经之处百姓人丁减半都是往少里算的，很多地方的百姓被整城整村的屠杀，数以百万亩的良田被抛荒，唯见白骨嶙峋，没于荒土。
眼下地多人少，正是需要大举开垦，恢复国家元气的时候，偏偏很多人去了海上和工场。壮丁少了，耕种和开荒都受影响。何况农业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若不趁着这几年天时尚可抓紧努力，到了天灾频仍的时候怎么办？地方官员们对此颇有怨言。
另一方面，许多壮丁脱离土地之后，有了家底，有了组织，有了见识，也有了胆量。于是他们本身就成了扰动乡土秩序的因素，至于那些从海上折返的，更多半变得凶悍桀骜。
后继的影响有好有坏。好的是，地方官员受到制约，很难一手遮天，有些官员因此倒霉的过程，郭宁看了都直乐。坏的是，因此生出诸多矛盾无论对错，也无论最终结果好坏，处理的过程事实上占用了大量资源。
此前天津府附近开拓港区的民人闹事，便是一例。干活自然是苦的，朝廷给的补偿也不少。奈何人有了比较，心态就和原来不一样了，不那么容易安心做牛马。
郭宁当年起兵的目的，就是能让汉儿们不再做异族的牛马。但他和他的伙伴们再怎么努力，餐桌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餐桌上摆着的酒菜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大家都想在桌上，但总有人挤不上桌；大家都想吃肉或者啃骨头，但也总有人付出的多，收获的少，不得不喝汤乃至喝泔水果腹。
喝泔水的人会有怨气，有怨气就会生出动荡。当郭宁自己流窜于草莽的时候，对此可以心有戚戚，但他现在是皇帝了，身边的人也都富贵，屁股既然换了地方，考虑的角度就会变化。
早前在山东的时候，这并不是大问题。因为山东的体量毕竟有限，定海军从海上输入的资源规模足够巨大；从各地投靠定海军的流民，乃至定海军从战场上捕获的俘虏充作奴工，也足以填补人力的不足。
至不济，还有从东北内地持续引入的生女真或其他异族，他们落后的文化和经济，就保证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蹲在桌子底下卖苦力喝泔水。
但随着大周建国，地盘大了七八倍不止。以前可以毫不介意的地方，现在都要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朝廷不可能放纵人力资源的肆意流动，也不能允许任何一个行业无限制地抽取人力资源。
偏偏那么多行业都如雨后春笋，稍慢一步就时不我与，亟需用人的地方每天都在飞速增长。
换句话说，想要把桌子做大，就得要人。可桌上的酒肉有限，愿意卖苦力喝泔水的人不够用。
最近一年来，陆续有矛盾和冲突在工场和农村间发生，北疆新开设的大片农场隐约有和内地争夺利益的意思。甚至尹昌等武人公然推动南侵，也很可能出于政权和贵族集团的事实需求。
好在这会儿摆平了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