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心兰讲完话后对他说：“别挂电话，爱民还有话对你讲。”
接着电话里传来龙爱民的声音：“忙过这一阵子抽空回来一趟。”
“有什么事？”
周胜利以为那边老人出现了什么问题，紧张起来。
“别紧张，是喜事。”
“什么喜事？”
周胜利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
龙爱民说：“去年亚洲金融风暴，咱们不是响应大哥的
号召支持边港政府抗击国际游资吗？咱们两边的爸妈和所有姐妹都投了钱。风暴过去了，锦花姐把爸妈和姐妹们投的钱连本带息打了回来，比原来增加了两倍不止。连我爸这个老古董都说这是既帮了边港同胞又挣钱。
你回京城咱们带着四个老人到饭店吃一顿，让四位老人高兴高兴。”
周胜利说：“这一个阶段可能不短，搞不好得等到春节了。”
龙爱民又嘱咐他：“你给月欣打个电话，明着是告诉她你也干了报社的工作，语言上多关心关心她。
沐洁怀孕后是她送过来的，她说她比沐洁大好几岁，今年三十六了，不敢怀孕了，打算不要孩子了，你的所有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话虽这么说，但我也听出来她挺落寞的。你以后常给她去个电话安慰安慰她。”
师父曾说过他这一辈子走桃花运，他现在感觉着是欠了桃花债。
与中层正职以上干部座谈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通过座谈他发现，这个全省宣传改革开放的舆论阵地本身竟然是一块僵化的堡垒。别说行政后勤，就连编采和经营部门还是工资加资金。而所谓资金只不过是福利的一种，体现不出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社会上的人都知道报社里人人都是笔杆子，出手就是文章。但报社的人除了写新闻稿外，最不爱用笔。这么多年来，报社除了印刷厂和晚报发行公司外，竟然没有成文的制度，包括广告部门联系广告的业务提成比例也是口头制定。
没有制度规范，从报社领导到一般员工的许多人我行我素，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报社领导的孩子学历再低在报社内也安排个编辑岗位，把记者的好稿件给编辑得像小学生作文。
副书记王恩棋是目前报社党委领导当中年龄最大的，感觉马上到龄了，根本不考虑影响，不仅上、下班车上带着儿子王海，就是参加酒宴也带着儿子。报社配给他的工作用车被员工们称为父子车。
周胜利在与王恩棋座谈时点出过这件事，王恩棋却说：“车接我上、下班，王海坐车就是捎个脚，不多绕一步路，本来是小事，都是公继开唆使着编辑部的那伙子人揪着不放。”
周胜利说：“我听到的反映，你从事党务工作多年，向来清正廉洁，为人正派，孩子不缺胳膊不少腿，往后让他与别的编辑记者一样自己上、下班，别毁了他老子的名声。”
王恩棋车上带着王海上、下班的事报社内已有多人与他讲过，但他一直认为这是在故意给他找渣，谁与他讲他就与谁吵，现在新上任的一把手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不重视了，第二天报社的人们发现王海骑着电动车上班了。
一个星期的谈话结束以后，周胜利让党委办公室主任下通知召开党委会。
在座谈期间，从党委成员、报社正处级干部，到周胜利点了名的处级以下干部，都对报社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出了很多问题，觉得周书记到来一个多星期才召集第一次党委会，一定会有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