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下两万元打了水漂，除了结婚数年来积攒下来的七、八千元化为乌有，还欠下了亲戚朋友的一万多元钱。
那个时候一般教师的工资还在千元以下，一般家庭的余款最多也就几千块钱。亲戚朋友听说颜丽华两口子被骗了，纷纷上门要钱。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光，帐还没有还完。
亲戚朋友们也没有把路走绝，对他们小两口说：“家电、家具我们先给你们存着，还上帐东西还是你们的。”
两个人的工资四口人用，孩子正在长身体的关键时候，每个月至多积攒个二、三百块钱。
没有办法，小两口发挥特长搞第二职业。
她的丈夫是体育老师，身体素质好，课余时间到火车站扛大包装卸车。她本是想到歌舞厅当驻唱歌手的，但却拿不出做驻唱歌手找人“包装”的钱，应聘到了“黑天鹅”当了歌厅“公主”。
解振清汇报完公安廳目前掌握的案件情况之后，经侦总队的总队长补充说：
“近来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内非法融资案件繁发。
据通报看，国内先后有多个省份近期均出现“基金会”集资案，作案手段与“11。21非法基金案”基本相同，有的是所谓激活国外存款，有的是挖掘所谓国宝，诱骗一些奢望天上能掉馅饼的人们上当，而且发起人都是京城的曾经的大家族、古老的所谓世家。”
“胜利同志说说你的意见。”
谭维泉点了周胜利的名。
周胜利放下手里的笔，说：“没有思想准备，在省公安廳经侦总队的金融案件专家们面前只能抛砖引玉了。
我感觉到近期金融诈骗案件增多的客观因素就是刚才总队长所说的，受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内市场出现了疲软的现像。
市场疲软说明了什么，说明资金馈乏，说白了，缺钱。
越是在缺钱的时候人们更渴望有更多的钱。
犯罪分子瞅准了人们的这一心理，施放出投小钱得大钱的诱饵吸引爱贪小便宜的人上当。”
谭维泉说道：“从微观上看，你们的发言都抓到了问题的根本，但又都没有从宏观上把国内同类性质的案件放到一个整体去分析。
国内十多个省份发生此类案件，作案手段都相近，如果是有先有后，后面的有可能是跟着前面学的。但几乎是在同时发生，没有谁跟谁学之说，性质一样，手段相近，难道是碰巧？
还有就是，为什么十几个省的此类金融诈骗案件都有京城家族、世家？
我们可不可以大胆推测，所有这些金融诈骗案件是由京城里的一个金融诈骗犯罪团伙操纵？
我不是公安人员，不懂得破案，只是提出我的看法，具体我推测的准还是不准要由你们用证据来证明。”
谭维泉的发言声音不大，语速也不快，但仍犹如一串炸雷响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国内十多个省份的金融诈骗案件如果是出自一个诈骗团伙的话，这个诈骗团伙的能量也太大了。
能够组织起这个诈骗团伙的头子必定是高智商的人。
谭维泉继续安排道：“我的推测仅仅是推测，你们先做好这一案件在省内所涉及问题的调查工作，胜利同志要跟上，随时掌握案件的进展，省内证据掌握扎实了，需要到京城抓人前再与你们的上级汇报。”
公安廳长代表公安机关表示认真落实省長指示精神，先把省内受骗人员的取证工作做好，期间多与兄弟省市公安机关联系，互通信息，线索共享，等到线索明确指向京城犯罪团伙后向公安、部汇报，在部里的统一指挥、协调下一举铲除盘居在京城里的诈骗犯罪团伙的核心人物。
他瞅着周胜利说道：“周主任是曾经是永安市公安局长，在任期间拿下了假将军案件，有周主任的加入我们对查破这起金融诈骗案又增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