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韩、冼二人问，周胜利主动说起了他在坍塌事故中的责任问题：“我是到了十里乡的第三天晚上才知道当时乡里十几处重晶石矿基本上都没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是许可证过期，第四天安排县安全局等几家单位进行安全检查。”
“分析起来，我不能说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我是作出了没有许可证不准生产的要求，但是没有组织有关人员夜里进行检查，如果检查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生产。”
“事故发生的那天晚上我住在乡里，半夜里矿井坍塌把我惊醒了，但没有意识到是矿井坍塌，还以为是来了地震，起来打电话问了两个工作区，都说没有听到，我又回屋睡了。”
“如果有那个意识的话，连夜组织施救，埋在下面的那三个矿工也有可能救活。”
韩浩明问他：“你对组织上停你的职有什么意见吗？”
“我不认为是组织上停我的职。”
冼心兰听着与她想像的太过意外，问道：“为什么这样想？”
周胜利说：“我在县委也分管组织人事，十分清楚党委管人，政府管事的分工原则，我们处理任何干部都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没有电话通知。我知道那个电话不能代表组织。”
冼心兰问他：“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服从？”
龙爱民也没听周胜利这样给她分析过，现在才知道他并没有相信真是组织上停他的职。
周胜利道：“我们县的一把手胆子较小，我不想让他为难。当然，我也想看看栾专员下一步怎么做，摸清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就像打仗一样，任何冲锋的战士都不愿意有人在他后面打黑枪。”
韩浩明问他：“你是想把在你后面打黑枪的人打趴下？”
这种探讨已经超出了采访的范围了。
周胜利感到自己从政的经验不足，喜欢与人探讨此类问题，“不，以他的职务，我没有把他打趴下的力量。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下手？这个栾专员我没想到如何得罪了他。”
冼心兰说：“我看过一本从国外回来的人写的一本书，说咱们中国人从历史上就爱窝里斗，爱使阴招，属于东方嫉妒型的。人家西方国家的人就不搞内斗，要争就公开竞争，不使阴招，属西方嫉妒型。”
周胜利说：“那种书就是瞎子摸象，出几天的国只看到一点，回来瞎写一气。争斗不是东方人的专利，也不是西方人的特权，是所有动物的共性。”
“也不只是官场才有争斗。”
他以自己为例，“我记得小的时候几个孩子到山里面采蘑菇，为了争谁先发现的好蘑菇都常打起来。”
韩浩明对周胜利说：“周书记二十多岁便官至正县，我起初认为是机遇的成分大，通过与你的交流，我改变了认识，是你的胸怀决定了你的发展。”
周胜利道：“韩主任站得高，接触面广，不仅文字上是专家，从政您也是我的老师，能不能留个通讯地址，我好随时请教？”
两个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冼心兰也与周胜利、龙爱民交换了联系方式。
冼心兰瞅着韩浩明，等着他表态。韩浩明说：“周书记，我托个大，叫你一声周兄弟，咱们兄弟这次不一起吃饭了，等下一次见面，在京城的话我请你，在这里你请我。”
周胜利知道他因报道的问题需要避嫌。
两女手拉着手小声地聊着，冼心兰临出门前，两人约好龙爱民回到京城就联系她。